摘要：本文以张爱玲为例，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原因及宏观制约因素。研究发现，翻译文学的经典化依赖于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共同力量。海外翻译家、出版商和学者参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价值生产，在经典翻译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受目标地区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经典化过程始终没能摆脱对中国文学的偏见和误解。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的权力结构和归化制度也制约了张爱玲的封圣之路，使她无法进入世界文学“超级经典”的行列。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封圣；张爱玲

作者简介：钱梦涵，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张伟（通讯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研究、口语翻译研究。

基金信息：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语世界中国特色外国话语体系的翻译、引进与传播研究（1949-2019）”（编号：19ZDA338）的阶段性成果）。

介绍

张爱玲是海外华人文学经典化的代表人物：她入选诺顿和朗文两本世界文学选集，是英国文学经典系列“企鹅经典”收录作品最多的中国作家，她也是北美中国文学课程的“教学正统”。 （何行峰2018：353）。

近年来，国内对张爱玲小说的自译或翻译研究较多，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单篇小说在英国的接受情况分析和美国（游生、朱建平，2011；张丹丹、刘泽全，2020），但很少有研究者系统考察张爱玲在英语世界的封圣之路。一些学者讨论了张爱玲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变化（张迎金，2015；姚，2016；霍彦，2019），但没有从翻译的角度分析她的经典化过程背后的行动者或原因。

目前，学术界对于“经典”的定义和标准尚未达成共识。传统的经典观是以本质主义为基础的，肯定经典具有内在的、内在的审美价值；建构主义学者强调经典是由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或机构建构的。就翻译文学的经典化而言，勒菲弗尔（Lefevere，2004：20）、韦努蒂（Venuti，2013：199-203）等学者指出，译者、学者、出版和教育机构以及宏观社会文化目的语区域的因素对翻译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古典建筑的影响。

张爱玲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究竟是由于其小说文本的“先天性”，还是目的语地区经典建构者的贡献？本文考察了张爱玲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原因及宏观制约因素，分析了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因素在英语世界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内在机制。英语世界。

张爱玲的英语世界封圣之路

1.1 1952-1995：自我介入

张爱玲1952年抵达香港后开始英语写作和自译活动。三年后，她前往美国，试图获得美国文坛的认可。在此期间，她将《等待》、《桂花蒸阿小北秋》、《红土里的爱情》、《金锁记》翻译成英文。然而，她进军英国文坛的努力却数次受挫。

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首次专篇论述张爱玲，称赞她是“当今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其成就可与曼斯菲尔德和曼斯菲尔德相媲美。卡·波特。 ）、E.韦尔蒂、C.麦卡勒斯等女作家甚至更好（Hsia 1961：389）。夏用英美新批评理论分析中国小说的艺术价值，盛赞张爱玲对形象的经营、对人伦风俗的巧妙处理、对人性的深刻揭露。然而，尽管知名汉学家极力力挺，张爱玲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始终未能进入英美主流视野。主要原因是海外翻译家、出版商、读者等经典建构者的流失或缺席，导致其小说审美价值的丧失。

首先，在翻译阶段，由于张爱玲坚持自译，不依赖他人，海外译者无法参与经典建设。许多学者指出，张在翻译时经常采用直译和音译的技巧来保留汉语成语，比如将“甜甜蜜”译成“Tien tien mi mi！So sweet on each other”，就有一种混合的感觉。汉语和英语的“非三非四”，语言表达也偶尔沙哑、不够地道，无法传达出原本才华横溢、音韵铿锵的文风（刘少明）； 2007：113；尤生，朱建平2011：48）。

其次，张爱玲在冷战意识形态最激烈的时候离开了美国，导致出版商缺席。 1957年，张爱玲根据《金锁记》写了英文小说《粉红眼泪》。该手稿被斯克里布纳（Scribner）、诺顿（Norton）和克诺夫（Knopf）等大型出版社拒绝，因为编辑认为该书对旧中国的描述令人反感（Eileen Chang 2013：22）。

此外，张爱玲笔下的中国与当时美国公众所期待的形象相去甚远。因此，她的作品只能在学术界得到有限的传播，缺乏经典的群众基础。此前，赛珍珠的《大地》（1931）对中国乡村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西方人眼中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唤起了读者对中国人民的认同。 20世纪50年代，韩素音在英国和美国大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她的小说符合“西方知识分子在东方获得精神慰藉和政治乌托邦的总体倾向”（Buruma 1994：100） 。相比之下，张爱玲笔下的阴暗中产阶级社会让二战后的西方读者大失所望，粉碎了他们向田园神秘的古国寻求精神救赎的幻想。 《金锁记》的第二译本《北方的胭脂》于1967年由英国卡塞尔集团出版，也得到了类似的反响。

对此，张爱玲说：“特别喜欢东方的人往往喜欢我想揭露的东西”（张爱玲2013：26），可见她对乌托邦东方主义情结的抵制。但她对消极的、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心态有一定程度的接受或迎合。迫于生活，张爱玲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办公室的资助下写了两部小说：《稻苗歌》（1954年）和《红土之恋》（1955年），并将后者翻译成英文。据王晓英（2009：127）分析，该译文以主人公的视角展现了西方想象中落后愚昧的中国，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游记写作。张爱玲早期的自译也存在类似的倾向：《蒸桂花》的翻译极大地删除了主人公阿晓丰富的心理活动，呈现出一个沉默无知的东方女性形象。标题“耻辱，阿玛！”的英文翻译抹去了原文中特有的隐喻，直接挪用了西方殖民者戏弄阿晓的话，还打上了东方主义的印记。

张爱玲自译中体现的东方主义，无论是受人指使还是独立完成，都减少了原作中精心构造的隐喻、深刻的心理刻画和苍凉的寓意，而这正是夏志清所称赞的张爱玲自译的核心。独特的美学。可以说，张爱玲在翻译中迎合东方主义观念，导致原作艺术价值的丧失，进而导致其在英语世界受到冷遇。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张爱玲小说的艺术价值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认可，为今后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海外经典建构者的缺位以及张爱玲自译中的东方主义倾向，原作的审美目的未能超越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导致她遭到英国文坛的排斥。

1.2 1996年至今：集中翻译和介绍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西方世界对中国作家越来越宽容。与此同时，由于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化的兴起，张爱玲小说的翻译集相继问世，如孔主编的《翻译丛书》1996年特刊和《爱的痕迹及其他故事》 2000年惠仪。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加速了张爱玲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介绍，使其成为英国重要的文化之都以及美国文学领域。 2006年起，英国、美国开始出版张爱玲小说的译本。翻译家、出版商和批评家参与文本价值的生产，在经典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2.1 翻译

现阶段张爱玲的封圣首先归功于凯伦·金斯伯里、朱莉娅·洛弗尔等海外译者，其中金·金斯伯里翻译了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金的翻译呈现出明显的异化特征，运用陌生化策略来传达原作的异质性。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94：3）认为，“一部作品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让人在第一次阅读时感到“奇怪的惊喜，而不是预期的满足”。如果说单语文学中的陌生化手法是把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视为陌生的事物，以增强审美效果，使文本变得经典；那么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就将原文中的异质语言和语言再现出来。意象如果尺度得当，也能达到陌生化的阅读体验，因此应该被视为推动译本经典化的有力手段。金开云在处理小说中的成语和意象时，大多采用直译的方式。例如，“beat the bubbles, bang the gongs”翻译为“敲鼓，敲锣”； “上海姑娘们是米粉蒸肉”翻译为“上海姑娘们是面粉蘸肉点心”； “chicken fat Yellow”译为“鸡肥黄”等。尽管有评论家认为翻译生硬，不能“在不歪曲原意的情况下解析原文，表达其原意”（刘少明2007：98）陌生化的过程最大程度地传达了张小说中丰富的视觉描述，能够再现原作的冲击力。读者的感官刺激。

前面提到，张爱玲的自译也采取了异化策略，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流畅的阅读体验；而靳译的异化技巧并没有以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为代价。 2006年《倾城之恋》在美国出版时，金开云对“一丛”版的译文进行了修改，减少长句，解决生硬表达。修改率高达64%（张丹丹、刘泽全2020：104）。她说，现在的年轻人常年沉浸在多媒体文化中，但张爱玲的时代却注重阅读和写作。由于中国读者仍然觉得读不懂张爱玲，在翻译时必须“努力用生动的词汇代替原文中的成语和比喻……甚至不惜犯‘过度翻译’的错误”（ Kingsbury 2007：十六）。与张自译相比，金的翻译力求在营造陌生化效果和保证译文的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更有效地传达了原作的核心审美特征，能够有效促进译文的经典化。

1.2.2 出版

勒菲弗尔（2004：20）指出，一些知名出版社过去越来越多地承担起高等教育机构的职能，在决定哪些外国文学作品能够跻身民族经典的行列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冷战时期，受意识形态影响，美国出版商克诺夫精心挑选日本文学译本，塑造忧郁而唯美的形象，将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推入世界文学经典。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也被他们分类。被归类为无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出版社对中国文学的不屑一顾和粗暴的编辑标准，加速了中国文学对外接受的恶性循环：“出版商似乎深信中国文学质量低劣，即使愿意冒险出版中国作品，他们不愿意花更多的钱。翻译审查和编辑”（Lovell 2005）。

而张爱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张爱玲在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在英语世界都拥有丰富的文化和象征资本。在美国，《纽约书评经典》系列率先出版了《倾城之恋》、《小团圆》、《红土之恋》； “主播系列丛书”出版了《色戒》和《半条命》。前者“发行量大、影响深远，其撰稿人多为学术界、知识界的直接选择”（刘少明，2007：94）；后者隶属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集团Knopf-Doubleday，与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合作关系。在英国，张爱玲小说的出版商是企鹅集团，其社会影响力堪比BBC和英国艺术委员会，是英国文学重要的经典化机构。自2007年起，“企鹅经典”丛书已出版张爱玲小说的五本译本，使她成为该系列作品收录作品最多的中国作家。

出版社对翻译的经典建设首先体现在对翻译策略的指导上。金开俊承认自己曾经是“语法的奴隶”，翻译时坚持原文的句子结构。在《纽约书评》编辑的指导下，他摆脱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引自Esposito 2007）。其次，体现在专业的译后编辑，对引言等副文本制定了严格的写作规则。 20世纪60年代，时任《企鹅英语经典》主编戴维·戴奇斯提出，引言必须是一篇“真正生动有趣”的文章，“条理清晰，切中要害，切忌迂腐”。它应该首先提供重要的作者和历史信息，然后讨论作品的艺术。价值（引自 Donaldson 2013：119）。企鹅主编托尼·戈德温要求对作品的解读应置于当代欧洲文化的语境中，“找到与该作品相似的当代欧洲文学作品并加以引用”（同上）。上述要求凸显了文学经典的“互文性”特征，是建构经典的有力手段，在张小说翻译中得到了有效落实。据介绍，《倾城之恋》是清代白话小说和英国爱德华时代小说的混合体。详细而言，它参考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 Wells）、S·毛姆（S. Maugham）和斯特拉·向S·本森致敬（Kingsbury 2007：xiii）。 “互文性”策略可以唤起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同感，并通过借鉴西方经典来确认中国文学作品的价值。除导论外，出版社还通过编写图书介绍、宣传广告等副文本，凸显张小说的普遍性和文化认识论价值。例如，企鹅官方网站援引一篇书评称，《半生》中“人物怀着不公平的期望，却极力维持受人尊敬的假象，令人悲哀又可笑。无论背景如何的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它。”它也是“对理解二十世纪的重要贡献。它为了解上半世纪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窗口。” 《倾城之恋》封底写道，张爱玲的肮脏父母的故事让人们“一窥中国传统与现代生活的图景”（Chang，2007）。这一策略与“互文性”政策相结合，能够紧扣中国文学在英文图书市场上的卖点和诉求，让读者以熟悉、熟悉的方式获得舒适的异国风味。